当时，中国的女子教育已经萌芽，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过一些女校，最早是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此后在“五口”及香港相继出现女校。1897年，维新派代表梁启超在上海筹办女学堂，并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女学》、《倡设女学堂启》等文章，为兴办女学作宣传。严复知道后，立即表示赞同，并立就《论沪上创办女学堂事》一文，认为女学的创办是破除封建礼教，实现男女平等的利国利民的好事，“此后有志之女若能努力，何患不能比迹西人？”[1]对女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1906年，严复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时，家居上海，当时在上海女中求学的甥女何纫兰常来求教，何纫兰对当时上海女校的教学水平非常不满，希望严复能自己创办一所“完全的女学”。对此，严复十分乐意，他说：“我虽然一息尚存，不容稍懈，当为吾儿勉成盛业。”[4](P829)并对何纫兰的志气大加赞赏。严复为使此愿早日实现，亲自到南京游说南洋大臣端方，劝说端方参与创办“完全国粹教育”的女学，端方当即表示“乐从”、“可出力”。为使女校顺利创办，严复集几十年办学经验，拟定了七条女学宗旨，如“此校管理员用女”，“西学则用西妇”，学员可以是“未嫁者”或“已嫁者”，“两年预备，而三年正斋”。至此，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在严复的积极倡导下终于开展起来。1907年，政府颁布《女生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章程》，至辛亥革命后，各地女校的数量日益增多，“五·四”运动后，女子还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优生教育
严复在倡导妇女解放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优生教育，将妇女解放与民族兴亡相联系。严复认为，各国皆“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2](P5)严复强调妇女的健康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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