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一定的国民心理基础。为了改造国民，就需要树立一个理想形象，为此，中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从西方大量输入自由、民权、独立的新思想。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一代新青年成长起来。他们极富*敏感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同时，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对清政府腐败的揭露以及对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同追求，确使一部分国民主人翁意识加强了，激发了他们投身社会变革的热情。从1904年起，在中华大地掀起的以收回利权为中心的爱国运动，不能不说与这一思潮的影响有关。因而，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经济的制约，辛亥革命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也存在着局限性。如思潮对中国国民性的优劣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存在着注重揭露劣根性而忽略总结优良面的偏向，往往把中国人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把好的一面说成是坏的，这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使思潮产生了对本民族文化遗产不加分析地一笔抹杀、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顶礼膜拜的错误倾向，因而也就不能真正找到新民的道路。 

同时，改良派与革命派在强调新民的重要性时，过多地把国民性中存在的弱点都归结于封建的纲常伦理、家族制度以及政府政策、历代宣教等，而忽视了各个时代社会经济对国民性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国民素质的提高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从根本上讲，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根本改变人的状况，从而自觉地推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 

另外，这一思潮也未能较好地解决思想启蒙与*革命的关系，其结果是思想启蒙因*革命的急迫而流于浅尝辄止；*革命又因思想启蒙的肤浅而不能真正完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同情：中国资产阶级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救国的严峻现实，不得不负起变革社会和启发民众的双重任务，在救亡中求进步、求进步中救危亡，而这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对传统文化在心理结构上的反思还只停留在少数人范围内，忽视了广大处在下层的民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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