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使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即现代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心理层面（或人的现代化层面），它们波浪起伏，层相推递。从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曾从西方引进了与工业革命相关的科学技术，建立了机械、冶铁、采煤、纺织、运输、电机等工业部门和与之相应的自然科学学科，逐步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学科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科学技术的被引进，并没有在中国引起深刻的“科技革命”，实现长足的工业现代化进步，而却是在*、思想领域起到了异乎寻常的推动作用。因此，当旨在使近代中国实现物质层面现代化的洋务运动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时，一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家便开始用西方文化的物质内容来检讨中国的意识形态，并把西方的*学术思想与中国儒家文化中可利用的成分结合起来，制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学”，来反对传统的封建文化。这种“新学”造就了有志维新改良的一代人。他们面对救亡图存的危险处境，用“新学”作为变革社会现实的理论依据，在中国进行了*体制以及其它具体制度的改革试验，力图使中国在制度层面上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以保护物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但由于改良派对西方先进文化分析、消化得不够，对中国封建制度与文化的余毒反思、肃清得不够，再加上中国复杂的国情和传统文化的强大惰性，使他们变革社会的理论难以实现。相反，盘根错节的旧势力一巴掌击倒了颇有声势的维新变法，这意味着注重理论制度层面的变革并不能使中国走上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坦途。历史必然要求先进人士在更深层次上思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样，在戊戌政变以后，在理论制度层次上的现代化运动还未完全失去时代青睐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便开始深入到现代化的心理层面，呼唤改造传统国民性，以铸造新民、新国魂，实现人的现代化。他们虽出于不同的*目的，却共同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历史课题，表明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已进入更为复杂、更为艰巨、更为深刻的心理层面。 

（二）沉重的民族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危难达到了空前境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京、列强割地索款，这一切使得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积压在人们心头。寻找民族的出路，探索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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