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章太炎、邹容批判国民奴隶性后，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表现了更多的理性思维，提出了心理建设的理论。他认为改造国家还要从根本上自国民的心理改造起，使真正的近代意识（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改造国民旧思想的武器。后来，孙中山把他注重心理建设的努力锲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而使改造国民性步入了社会制度规整的新境地。 

综上所述，从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对中国国民性的思索来看，它们是交替演化、层层推进。洋务派以实业救国的认真努力翻开了近代中国民族自省史的第一页；改良派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在变革政体的过程中，发现了民族自身强大的药方，即改造民族精神，造就一代新国民；而革命派则以鲜明的革命宗旨荡涤着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国民劣根性，它与改良派相互交辉，把辛亥革命前改造国民性思潮推向一个高峰。但由于洋务派的急切功利性，减低了其努力对传统国民性改造的意义；改良派虽渴望以*变革重塑国民性，但因颠倒了社会制度与国民性的关系，故不得要领；而革命派由于想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托付给一次革命，又怀有很强的种族情绪，使他们难以看到与*革命性质不同的国民性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历史要求人们以更自觉的态度，更理性的精神，更科学的方法，批判传统国民性，建设新的国民性，以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一切，历史已安排给五四时代的先驱者来承担。 

二、改造国民性思潮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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