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民族精神、造就一代新民的大力鼓吹，使越来越多的人痛切地认识到：对于几千年来逐步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简言之我们这古老民族的国民性，有加以深刻反思、去除弱点的必要，唯其如此，民族才复兴有望。于是，到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呼声便汇成一股强音，回荡在中华大地。从理论上看，当时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便是对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理论依据、目标模式、实现途径最完整的阐述；从参与讨论的人数来看，几乎当时所有的先进中国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谈论这一问题，而主角是当时中国*、思想舞台上最活跃、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从传播的方式来看，一方面是开展有关国民性及其改造的讨论，另方面更有大量涌现的杂志、文学作品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当时影响较大的各派刊物如改良派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革命派的《江苏》、《民报》等都不同程度地充当了这一问题的传播媒体；从讨论的内容来看，既有对中国国民劣根性及其根源的揭露和鞭挞，也有对新民、新国魂必要性的阐述，对理想新人格的设计以及对造就新国民、新灵魂途径的探索。可见当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已达到了完全的社会思潮形态。
当改良派竭尽全力倡导“新民”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则高举起“革命”大旗，以无所畏惧的气概荡涤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旧势力，包括对传统国民性各方面惰性的无情批判，以唤起民众，振奋国民精神，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1899年章太炎率先发表了《菌说》，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呼唤“人的解放”。次年，他在初步编定的《訄书》中，以求真求实的批判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系统地进行发掘和清理，企图在这一基础上，推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即创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型民族文化。接着，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以大量的事实阐述了革命能明公理、去旧俗的观点，表明他已看到了国民性改造中革命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强调对构成革命的精神障碍，即民族性格中的怯懦、浮华、诈伪等品格，以及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退却心等必须坚决消除，[8]如此，才能发挥民族的主体意识。
在章太炎发出用革命去除奴隶心的同时，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战士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也喊出了“拔去奴隶之根性”的雷霆之声。他高歌革命，认为革命能够“去腐败而存善良”，“由野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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