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造国民性思潮的性质和特点 

（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改造国民性思潮产生的原动力是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革命派和改良派痛斥国民的劣根性，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唤醒国民不当亡国奴，达到民族自强，因此，这一思潮带有鲜明的爱国救亡性质，是一股积极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潮。 

在强烈的救亡主题下，改造国民性思潮还带有很浓的反封建启蒙性，是时代先觉者追求人的现代化的进步思潮。虽然资产阶级要改造国民，是从救亡的首要任务出发的，但在救亡中，他们却不仅发现自己的国家不是强国，而且发现自己不是“人”——不是现代化意义上的“人”。他们意识到：要把国家推向现代化，除了必须改革国家的*、经济制度外，还必须改造人的精神素质，疗治和重新塑造人的灵魂，把人变*，变成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人。为此，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通过大量出版书报杂志、撰写文章，着力批判封建意识形态及封建时代的国民精神，认为中国国民性中的奴性、怯懦、旁观、好伪、保守、愚昧等劣根性，无一不是封建专制主义压制和毒害人民的产物，进而呼吁中国人从长期的封建束缚和熏陶中解脱出来，去除一切封建社会染就的劣根性。从这点上讲，改造国民性思潮又是一场反封建启蒙运动。 

（二）国家思想的凸现。透过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注重培养国民独立自主人格的表象，我们可以发现，在改造国民性中，他们更重要地是极力强调国民应具有公德心、责任心、爱国心，提倡国民关心国事，增强参与意识，将小我投入到大我的事业中去。而这一切都表达同一个意思，就是要树立“国”在“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国家思想的凸现是这一社会思潮的显著特征之一。正如孙中山当时指出：“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5]这就是说，只有首先使国家自由，摆脱列强压迫，个人才能真正自由。所以，以国家思想至上为特色、为前提，中国资产阶级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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