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日本近代思想许多来自西方，近代中国人受日本人思想影响的同时，也通过日本间接或到西方直接吸取西方的近代启蒙思想，这也是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渊源之一。如严复在《原强》一文中论述“新民”的主张时，就表现出直接受到西方的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他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不只是生物界的规律，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社会从一开始便处于种与种争、群与群争的状态之中，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知者强者得以自存和发展，因此民族要生存，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再者，他认为国家如一生物体，个人为一细胞，生物体的强弱优劣取决于各个细胞的强弱优劣。从这一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出发，严复得出了民族强弱兴亡系于民力、民智、民德的结论，指出：“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13] 

（五）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翻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关改造国民性的大量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注重从道德修养来塑造国民精神面貌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设计新理想人格的共同模式，而这一思维模式与藉道德人心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这意味着改良派与革命派在启发国民通过反省进行自我改造时运用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义作为其主张的理论依据。如他们所说的“新民”一词，即直接取自于儒家经典《大学》中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一思想，认为要从国民精神面貌的塑造，从个人道德修炼上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后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办报宗旨中，更明确地表白其受《大学》的影响：“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4]需要指出的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封建制度乃至封建文化的叛逆者，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本质上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整肃人心，但他们吸收了前人在塑造理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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