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参照系的出现。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第一次较量始于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国是正义者，但又是失败者。巨大的失败，从根本上伤害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挫伤了“中央大国”的自大心理，造成了我们民族的一次最严重的心理倾斜。为了求得民族心理上的平衡，为了重新寻找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开始了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新认识。更重要的是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西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参照系统。获得这个参照系统等于具备了自我观照的时代镜子，也就获得了自我认识的文化条件。运用这一条件，中华民族开始在新的层面上认识自己。当然，这种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如前所述，开始只认识到自己技术、工艺方面的落后，以后又认识到*制度方面的落后，最后才认识到国民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认识到民族的崛起和自强要靠国民觉悟和动员。这样，改造国民劣根性便提上议事日程，并在辛亥革命前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因此，西方现代文化输入，与其说给了中国传统文化以无情毁坏，毋宁说给了中国人一个极有说服力的参照系。所以，近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对走向现代化的探索，都特别注重中西文化的比较，这也是改造国民性思潮的一个特点。 

（四）日本、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在考察改造国民性思潮产生的原因时，我们常常发现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新国民精神的倡导，其基本精神大都能从近代日本启蒙学者那里找到类似的论述。如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认为，国民德、智的提高是国家进步的前提。他说，*与文明程度相辅相成，文明前进一步，*也随着前进一步；而文明程度则取决于人民的智德，日本的文明，还远不及西洋各国，是因为人民的智德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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