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洋务派后，改良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深受中国甲午战败的刺激，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学”[2]，在于“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3]。他们开始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藩篱，认识到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制度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即使在体力、智力和道德精神方面中国人也是不如西方人，存在诸多弱点。他们明确指出，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度，首先需要中国人具有相应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肥硗燥湿寒暑，与某种族最宜者而后可。否则，萎矮而已，再甚则僵槁而已。”[4]这样，改良派在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和*制度的同时，开始悉心探索对人（即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并在更公开和更大范围内鼓吹这一主张，以便得到更多中国人的接受和响应。 

当时，改良派从救国的逻辑出发，认为在这个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世界里，中国的生存发展之道，只有靠自身的强大，而强大之道一是要以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代替封建的帝制，二是要改造国民精神，造就一代新民。他们开了三帖著名的药方：一是“鼓民力”；二是“开民智”；三是“新民德”。[5]严复、梁启超以及早期的鲁迅，他们都认为只有把人变成“新民”，才是立国之本，救国之本。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再次强调：“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6]既然民族性对立国如此重要，那么要解决中国积弱的问题，倡“新民”，创造新的国民性就成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7]。 

正是由于改良派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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