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一再劝说康梁“勿轻举”

　　张謇在自订年谱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 第854、858、859、861、858页。）

　　张孝若解释说：我父“那时候在京，已经听说康等有不很审慎的变法，我父不赞同这种轻举，所以见面也曾经竭力劝过；既然劝过，自然不会预闻他们的策画，他们当然也不引我父为同志”。（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84、136页。）张謇父子笔下的所谓“轻举”，似指“用激烈雷霆式的手段来变法”。（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 、84、136页 。）他们主张“在不流血、不纷争的状态范围以内，循序改进”，是一种“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84、136页。）

　　　　8.避居东南而关注变法

　　自从见到翁同ｈé＠①开缺回籍谕旨以后，张謇预感到“朝局自是将大变”，因而“忧心京京”。他怀着怨愤与恐惧的心情，面对变幻莫测的政局，决意尽快离开京城，避祸自保。他在离京前夕，既“作学堂奏”，又“作辞寿州（按指孙家ｎàｉ＠④）奏派大学堂教习启”（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11页。），这说明他仍然寄希望于锐意变法的光绪皇帝能在兴学育才方面有所作为，但却不愿出任大学堂教习而滞留政争漩涡。他返回南通之后，在艰难的筹办大生纱厂的同时，像翁同ｈé＠①身“在江湖，心依魏阙”（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样，关注着北京政局和变法命运。在百日维新期间，张謇有几次活动值得注意。其一，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设商务局、商会，各省之有商务局、商会，始此”。刘坤一推荐张謇“总理商务局、商会”，张謇先辞后就。（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其二，“唐侍郎景崇以经济特科荐”，（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张謇未辞亦未就。其三，光绪皇帝谕令变通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之后，张謇在《经义徵学序》中写道：“罢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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