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张謇对维新运动的态度，所以“若即若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特定的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张謇的阶级地位、思想状况是内因，而外因则是以翁同ｈé＠①为首的帝党、以张之洞、刘坤一为代表的洋务派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制约。

　　张謇自称“家世业农”（注：张謇：《海通蚕桑兴衰事略复汪穰卿》，《张謇全集》，第3卷，第759页。），“窭人而兼腐儒，忽为实业公仆”（注：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提议书》，《张謇全集》，第3 卷，第91页。）。他原本是一位具有忠君爱国思想的封建士大夫，深谙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甲午鼎甲榜首，乙未虽然由于外来侵略的强烈刺激与西方文化的侵润潜移，而“弃官从商”，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但却“言商仍向儒”，始终未能摆脱绅士地位和儒学意识。韩愈说过：“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注：韩昌黎：《与干襄阳书》，《韩昌黎全书》，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7页。）张孝若认为乃父所以“能享大名显当世”，正是得益于“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的翁同ｈé＠①与刘坤一的鼎力扶持。他说：“我父先前没有翁公，成名没得这样大；后来没有刘公，成事没得这样快；翁、刘二公着实是我父的真实知己了！”（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 137、84、136页。）。 张孝若的这种说法，虽然反映了某些历史真实，即没有翁同ｈé＠①的奖掖，张謇难以大魁天下；没有刘坤一的提携，张謇难以推进实业；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这就是张謇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转移到资本主义方向的驱动者，并非是翁公和刘公，而是被誉为洋务派殿军的张之洞。翁公所以奖掖张謇，是为了增强帝党的声势，刘公和张之洞所以提携张謇，旨在藉助张謇的绅士地位“贯通”“官商之气”（注：张之洞：《筹设商务局片》，《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册，第782页。），以便合官绅商之力，稳定秩序，振兴实业。当然，他们之间的这种“真实知己”的特殊关系，是有其相似的阶级和思想的根基的。他们活跃于*舞台之日，正值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渡时代。他们适逢其会，成为“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 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 页。）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他们，而他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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