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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维新运动

时间:2007-3-9 17:41:25  来源:不详
)。这些建议大多并未超越甲午战前洋务新政范围,唯有“速讲商务”和“讲求工政”两条,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具有崭新社会内涵。他们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他们认为传统的“农本”思想无力扭转中国的贫弱现实,而只有大兴“工艺”,才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所谓大兴“工艺”,并非复兴传统的手工作坊式工业,而是开创全新的近代机器大工业,而以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生产,正是中世纪跨入近代社会的显著的物质标志。他们主张在各省设立工政局,加意讲求,“招商办厂”。他们虽然不赞成“以商立国”,但却十分重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主张效法日本,“专讲精造土货、自运外洋两端”,“商本亏累,则官助之”,在各省设商务局,“维护华商,渐收利权。”由此可见,他们把变法的重点放在“民生”方面,旨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富民强国”。他们所谓的“不能变者”,显然是指封建纲常名教而言。张之洞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5页。)而其核心则是不能以民权取代君权,“保君权”,反对“伸民权”,可以说是张謇、翁同hé@①、张之洞、刘坤一的共同信条。其四,他们反对“激烈雷霆式”的变革,而主张“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他们之所以主张“渐变”而反对“骤变”,首先同他们的性格和地位有关。张謇直到中年才大魁天下,喜得骄子,因而自称“生平万事居人后”(注:张謇:《戊戌正月十八日儿子怡祖生志喜》,《张謇全集》,第5卷(下),第107页。)。世态炎凉的磨难,科举仕途的坎坷,创办实业的艰辛,使得张謇谨言慎行。翁、张、刘三人则由于位高权重、宦海沉浮、老于事故,因而处事稳健有余而势头不足,虽倾向变法,而实主持重。其次由于他们深知宫廷的内幕和变法的艰难。维新运动是一场帝党和后党、维新派和守旧派围绕着权力再分配和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问题而展开的殊死斗争。帝党和维新派所依靠的光绪皇帝,虽然年青有为、锐意变法,但是并无实权,而反对变法的后党和守旧派所拥戴的西太后,却老谋深算,大权在握。这显然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翁同hé@①对康有为说:“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故吾见客,盖有难言也。”(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2页。)张謇在《致吴彦复函》中对此作了更为透彻的剖析:“下走固言天下纷纷,当轴无人主张国是,其下建言者更苦矣。请上亲政为第一义,三尺童子知之矣。然上方在群顽固之掌中,如足下诸公所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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