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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维新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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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1: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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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他们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具有改革精神，他们的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开拓和因循并存。他们对甲午战后兴起的变法浪潮，有着基本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其一，他们都认为中国非变法无以图强。翁同ｈé＠①说：“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张之洞认为“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5页。）“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6页。）张孝若说乃父“看了当时宫廷的纷乱，亲贵的昏聩，内政处处腐败，外交断送权利，越看越痛心，也认为非改革变法不可”。（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84、136页。）其二，他们都坚持“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翁同ｈé＠①对光绪说：“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写道：“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亡羊。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44页。）正确的作法，是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的政艺之术。张謇认为张之洞的《劝学篇》“本旨专持新旧之平”，近似“骑墙”，而非“全是康说”的“助新”（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 卷，第433页。）之作，是值得称道的。张謇在1897 年撰写的《江生祖母七十寿序》中，论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说：“今外夷之所谓*律例公法格致植物农商医化重电光气之学，其法＠⑦荡耳目，而其意常与三代秦汉圣人贤豪之言，往往而合。謇尝欲得渊颖有志识之士数十辈，端本经训，而各颛其一二家之言，以待世变而应天下之所乏。生才而有志，比且从事彼族之学，规揽要领，以当于用，而明我三代秦汉圣人贤豪之言。”（注：《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342页。）其三，他们认为法“有可变者”，有“不可变得”。“可变者”系指“吏治民生”，重点在于振兴实业、发展教育之类。1895年张謇代张之洞拟定《条陈立国自强疏》，张之洞将全疏一分为二，并对文字稍加润色，而以《吁请修备储才折》和《致总署》的形式上奏。他们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反对“因循游移”，力主学习西方，设法补救，以期中国自强自立。他们提出“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九条建议，“愿圣明决而行之”（注：《张謇全集》，第1 卷，第29—41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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