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石门、瑞安、湖州武康、乍浦、峡石、奉化、江西、抚州等88个商务总会、商会、商务分会、商务分所，还有以书信与议者如黑龙江商务总会等凡三十余埠。会议的结果是：以“以预备立宪公会主讨论编纂之任”。 (《预备立宪公会报》宣统元年第5期。)我认为，这次商法拟订活动有三个明显特点：1.资产阶级把*上要求民主权利与经济上发展自身利益结合起来，商业立法活动是立宪运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2.自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以来，江浙资产阶级对于全国资产阶级领袖地位已经确立，预备立宪公会正是以江浙资产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所以才有这么大的号召力。3.这次活动有更多的内地县级商会或商务分会参加，特别是诸如盛泽、震泽、外沙、泗泾、朱泾、杜行、梅里、松隐、□溪、拱宸桥等如此众多的集镇商务分所参加，说明资产阶级正在进一步把自己组织起来。试问，在中国偌大土地上，已经出现这样有领导、有组织、有明确宗旨的全国规模的民间商业立法运动，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新兴资产者已经形成一股阶级力量吗？
芝加哥会议结束以后，台北《联合报》曾于4月8日发表一篇，《芝加哥辛亥革命讨论会后记》，批评我们“对若干商会档案的研究，据以说明全盘结论，那是很大的缺陷。”我不知道此文作者是否了解我们正在整理研究的“若干商会档案”的全部内容，但这至少令人怀疑他是否真正懂得商会研究对于探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问题的重要意义。我认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先后建立，可以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1905年以后，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活动能量，是与他们有了商会这个纽带和基地分不开的。人们都知道，要求成立商会的呼声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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