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诸维新派的书刊，但一定要从名实都不相符的商务局开始，历经名实不尽相符的商业会议公所，然后才是1904年以后粗具近代格局的商会的诞生。这就足以说明建立商会决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也不是出于清朝皇帝偶发善心的恩赐，而是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它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在商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方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社团，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地方，从此不再是以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与官府或其他社会势力相周旋。
对于商会的性质，不用说那些设于大中城市的商会，即令是像余姚这样的小县城的商务分会，也解释得一清二楚：“商会者，联商情，开商智，以扩商权者也。”(《余姚商务分会简章》。绍兴《商业杂志》第2年第1号。)显然，落脚点是在“扩商权”，而抵制美货运动中资产阶级人们所呼号的“鼓民气”，“结民力”，“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础”，就是对于“扩商权”一语的极好注释。全国各地六百多所商会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网结，因为商会之下又多设有商学会、商学公会、商学研究会 (商学会是一种业务研究性质的团体；如杭州商学公会改正章程即称：“本会之设，意在研究商学，交换智识，以冀商业之发达”。见杭州《商业杂志》1909年第1期。)、商业学校、商业研究所，并且还出版了商业（务）杂志。资产阶级正是通过这些团体和机构互相联接起来，并且以商会为据点，进而把势力伸进地方自治机构，如市政工程局、自治公所、市政所、市民公社等等。许多城市商团的建立和全国商团联合会的产生，说明当地资产阶级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一支准武装或正式武装队伍，这是资产阶级在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资产阶级势力还渗透到其他各种社会团体，如救火会、体育会、体操会、教育会、演说会以至医学会、书画研究会等等。尽管张玉法先生否认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阶级力量，但我发现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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