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事王廉则是人和煤号经理。(沈□民：《浙江拒款保路运动的群众斗争及其他》，原稿存浙江省政协。)其他如上海商学公会、商业研究会、南京商学会、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绍兴商学公会、崇安商学会等等，也不是一般的教育、学术类团体，而大多是商会的姐妹团体或下属机构。
凡此种种，都说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有一个资产阶级存在着，活动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和林增平教授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上册第一章第一节的末尾，在列举幼年的中国资产阶级各种弱点之后，并没有因此否定它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弱点，制约着立足于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之上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全部社会实践，影响着辛亥革命的进程和归宿。” (见该书第36页。)我想，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并没有任何令人费解之处。
（二）
其次，再谈谈我们和某些西方学者及某些台北学者，在探讨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上的差异。
有些人总爱攻击唯物史观是一种“框框”。但他们不知道，或者根本不愿意知道，最为反对以抽象的、僵死的死的“框框”硬套历史的，倒恰好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列宁：《*主义》，《列宁选集》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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