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西方学者，可能是不大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错综复杂。他们只要看到“绅商”、“职商”之类字眼，看到企业投资者而又兼具官僚、地主身份，就不愿承认这些新的阶级属性。其实，不仅是中国，即令是西欧早期的资产阶级，哪里有那么多纯之又纯的“血统”产业资本家。在西欧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中，曾有许多行会小老板、独立手工业者首先转化为小资本家，经过不断扩大再生产和相应的资本积累，逐步转化为“成熟的”资本家。但是这种被称为“蜗牛式”的步伐，远远不能适应十五世纪末以来飞跃扩展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所以进展更为迅速并起决定作用的是另一条道路，即由已经拥有大量财富的封建性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直接向产业资本转化。如果人们在西欧早期大资本集团的臀部发现封建的“胎记”，那也无非如同中国资本家的老祖宗往往翎顶辉煌一样，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当然，中国也有与西欧相区别的特点，清季这些投资近代企业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上层人物，很多已经通过捐纳和投入洋务集团，获得或虚或实的官衔，从而进入“绅商”、“职商”的行列。不过，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影响更大的还是官僚地主直接向近代企业投资，如周学熙、陆润庠、张謇、许鼎霖、王清穆等，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各地“绅商”的领袖人物。此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半殖民地特点，那就是由买办转化的民族资本家占很大比重。关于这个问题，汪敬虞先生的《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文已经讲得非常透彻。我只想指出一点，即这批人当中很多也拥有或虚或实的官衔，早已出入官场的徐润、唐廷枢、郑观应之流自不待言，就是“商气”更重一点的祝大椿、刘人祥等人也有候选道之类的官衔，他们通常也被称作“绅商”或自称“职商”。

　　总之，对绅士之中“绅商”这一部分应作具体分析，要认真研究他们有无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趋向以及转化到什么程度，切不可因为他们固有的官绅、买办身份而抹杀其资产阶级的属性。由官而绅而资本家，张謇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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