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主义主张“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这也仿佛是最有“全民性”的革命纲领；但由于同盟会从来没有提出废除私有制的主张，那么经过国民革命而建立的以法、美为模式的共和国，也只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决不会是真正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当年，辛亥革命志士迷信西方代议制度，曾经达到梦魂萦绕的程度。“得听雄鸡三唱晓，我侬身在法兰西” (松岑：《陈君去病归自日本，同人欢迎于任氏退思园，醉归不寐，感事因作》，《江苏》第5期。)，仿佛只要一旦建立共和，全国人民就可以进入幸福乐园。但当时也有不少人逐渐了解到西方议会制度的弊病，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已经指出：“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其废君主总统者，以贫富为名分，若天泽冠履然” (《民报》第24号。)孙中山先生晚年系统讲演民权主义时，更为深刻地回顾了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他说：“最初想造成这种国家的时候，一般革命志士，都以为完全仿效欧美，步欧美的后尘，把欧美的东西完全抄过来，便算是很发达，便可以算是止境。……如果我们细心考察欧美的*社会，所谓革命的先进国家，像美国、法国的人民，现在还是主张改良*，还是想要再来革命。……因为法国、美国现在的*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孙中山选集》第786-787页。)孙先生当年也是认为西方制度之失在于贫富悬殊，*易为大资本家所操纵。所以，在孙先生逝世半个世纪以后，如果还要用同盟会的民权主义纲领来证明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否定其资产阶级性质，那是不大符合历史原来状况的。

　　至于“排满”这一口号确曾为广泛的阶级、阶层所接受，这是因为清朝政府媚外辱国、倒行逆施，已经成为国内一切矛盾的集中点。也正由于如此，“排满”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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