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有些学者看作全民革命论的有力根据。但他们不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虽然是继承的明末清初“排满”的传统，但其社会实质已经明显区别于前者。拙作《‘排满’与民族运动》一文，对此已经作过较详尽的论述。(载于《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历史表明，“排满”虽然装着古老的外衣，却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近代民族运动。在多数辛亥革命志士的心目中，“排满”几乎就是民族主义的代用词。而稍为了解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都是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排满”宣传，从兴中会宣言到邹容的《革命军》，到历来被讥为“狭隘种族主义”的《天讨》等等，也都是与发展资本主义和扫除封建障碍联系在一起的。如《天讨》刊载的《河南讨满州檄》就说得很清楚：“夫河南者，为四通之地，有铁路则交通之事易。路而售于外人，则第一之利权已失。有矿产则应需之品足，矿而售于外人，则第二之利权又失。夫占利吾路矿者，吾仇也；卖吾路矿者，吾贼也。至于今日，欲为利权之挽回，已事倍功半，不堪其困矣。呜乎！河南者，汉人之河南也，而满虏欲卖则卖之，天下雠仇，宁有过是耶？”试问，一般明朝遗老或封建士大夫，能够运用这样的近代语言吗？回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各种实业协会勃兴，创办工矿、交通、金融企业成风。所谓“实业革命，此其时也”，虽然是属于盲目的乐观，但“排满”的资产阶级性质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张玉法先生还以参加革命的人“来自各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直接参加革命者甚少为理由，说明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对此，我只想说明一点，世界上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都不是只包括单一的社会成份，西欧哪一次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主要由农民提供了战斗队伍？腐朽透顶而又倒行逆施的封建统治者，必然是严重地损害各个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且因此极大地孤立并被围困于民众怒火之中。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西欧各国革命怎么能够一举推翻封建暴权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呢？张玉法先生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他很重视社团成份的研究并且力求用数量统计来加以说明。他的这些成果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是有所裨益的，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正如吴相湘先生所曾指出，即往往未能分清主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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