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回答说：“一般说来，我也是主张按照经济状况来划分阶级的，即主要是根据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来划分阶级。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一般的划分阶级，而是如何确定知识界代表人物的阶级属性，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分析方法。我觉得，我所讲的道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早已说过了。”三年以前，我介绍给这位外国老先生的马克思的原话是：“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与我交谈的老学者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对上述这段话表示赞赏，因为他一向认为，就知识分子世界观和*信仰的形成而言，教育因素有时比家庭经济状况更起作用。
我之所以追述这件往事，无非是想说明：对于*界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来说，不能简单地按家庭出身来划分阶级，而必须考察他们的言论和行动究竟代表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与意愿。我在芝加哥会上曾重申此说，这是因为张玉法先生不仅强调辛亥革命的许多领导者“出身贫寒之家”，并且断定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其中没有一项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所以不能不把这层道理讲清楚。
判断一次革命的性质，不能仅仅根据领导这次革命的党派团体的宣言和领袖人物的主观愿望，更重要的还是必须认真考察其主要的社会实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要社会效果。历史固然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但它并非许多个人活动简单的堆积，而是由许多相互关连的群体（如阶级、阶层、政党、社团等等）组合而成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充满着纷纭复杂的各种矛盾着的思想和意愿之间的冲突，但归根到底还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提供了人们全部历史活动的客观基础。因此，上述这些社会群体决不是自由的任意的相互结合，而是直接或间接受着特定生产关系的制约。说到底，历史就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并且服从于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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