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张玉法先生为了反驳我们的论点，反复援引若干西方学者的见解作为根据。其实，这些学者的代表性论著固然不承认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也没有因此就得出它是全民革命的结论，有的人甚至根本否认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学者中间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即在贬低资产阶级的同时，非常强调绅士的作用，在不同程度上把辛亥革命看作是一次以绅士为主导的社会运动。当时我国台湾地区有些年轻的学者，也或多或少受到这种观点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张玉法先生《清季立宪团体》一书的第六章，把“士绅阶级的觉醒”单独作为一节来论述，就是一个例证。平心而论，用西方社会学或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辛亥革命，这较诸过去国民党史撰述的陈旧“正史”格局是一个明显的进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西方学者和台北学者中间，有些人很重视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和各种社会集团的剖析。他们往往直指这些集团就是阶级或阶层，当然也有人出于种种原因而有意避开阶级一词。这或许是一种多余的顾虑，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专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创造”。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最先意识到并用以说明历史的，并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反而倒是资产阶级学者中的有识之士。例如，复辟时期的史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都曾把阶级斗争作为理解法国中世纪以来历史的钥匙。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出世以前，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早已对社会各阶级作过经济的分析。当然，承认这个事实是一回事，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又一回事，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绅士问题的不同理解，就或多或少反映着这种分歧。

　　绅士诚然是旧中国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力量，由张仲礼、何炳棣诸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开拓的绅士问题的研究，三十年来取得不少颇有见地的成果。但是，也应该看到，西方学者用以研究绅士，特别是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绅士的方法，一般没有新的进展，尽管使用的概念（如elite）曾有所变化。他们用于解剖绅士内部结构的分类标准，多半仍限于年龄和学历，或者再加上虚实无定的官衔，因而很难说明绅士社会属性的本质。我认为，绅士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尽管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却从来未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一般说来，他们是不当权的地主阶级当中较有势力的那一部分，并且主要是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在近代中国特别是甲午战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绅士这个群体也不断出现分化。其中顽固保守的所谓旧派绅士，大多仍然凭借封建租佃和宗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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