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年间铁路建设即有长足进展。处于封建末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一惊人的新生事物之后，也深深为之吸引。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考略》等书都对铁路作了初步介绍，而洪仁玕则于１８５９年在其所著《资政新篇》中，最早提出了要在神州大地之上修建铁路的具体建议。他说：中国各省应当皆有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无病焉”［１］。显然，他是把铁路作为人身血管来看待的。只有血脉流通，才能健康无病。应当说，这一譬喻是恰当的。
将洪仁玕修建铁路的理想付诸实践的却是敌对派李鸿章。李在１８６５年以前对于铁路为何物尚属茫然，１８６７年后才有所转变。而转变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侵华意图日益显露：
首先，因１８７１年日本一再要求与中国缔结通商条约一事而引起警觉。李鸿章上奏清廷说：“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造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国技艺”，其志不小。“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２］。在这里，李鸿章对于日本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动向深感不安，特别是对它“广购机器兵船，仿造枪炮铁路”之事深以为忧。因为当时中国尚无新式海军，更无一寸铁路。
其次，１８７２年日本擅自宣布琉球为“内藩”，接着又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生番杀害一事，竟向清廷大兴问罪之师，使得李鸿章深感忧虑。他说：“台湾生番一案，尤觉离奇。日人力小谋大，尤为切近之患。中土不亟谋富强，□扰正无已时耳”［３］。可以说，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李鸿章就把防卸外侮的重点放在日本身上。为此，他又奏陈清廷说：日本近年“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４］。由此可知，李鸿章对于日本侵略的野心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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