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１８７４年１２月，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正式提出了修建铁路的问题。他说：“中国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惟地段过长，事体繁重，一人精力断难兼顾”。倘使“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弛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致于误事”［５］可见李鸿章对于铁路在军事上的价值已有相当认识。 

　　其四、１８８８年，李鸿章鉴于日本野心勃勃，在建议兴修津通铁路［天津至通州］时，又提出了两项理由：首先，有利于战守。“沿海设防，固须有精锐水师而后能战，尤赖有精炼之陆师而后能守”，一旦铁路修成，即可使水陆配合，相得益彰。其次，有利于掌握军事主动权。李鸿章说：“圣朝幅员广大，超越前古，如欲令沿海各省，逐处皆屯重兵，即使财赋所入足资供给，设敌以偏师相扰，我即须全力因应，长年不休，何以堪此？”可是有了铁路之后，“则运兵神速，畛域无分，粮饷煤械，不虑缺乏。主灵而客钝，守易而攻难”［６］，实为以逸待劳的万全之策。津通路虽因清廷内部意见不一而未能兴修，伸津榆路（天津到山海关）却很快动工了。这里反映李鸿章对于修建铁路在军事上的价值所具有的认识，又较前有了进步。 

　　至此，筹建铁路就成为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李鸿章奔走呼吁不遗余力。可以说，没有他的积极努力，“奋为中地倡”，中国近代的铁路建设可能还要推迟一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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