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十年、二十一年均有这种谕令)。如数学家李善兰就是经郭嵩焘荐举,于1868年(同治七年)被朝廷下谕令催召入京师任同文馆算学总教习的。此外,在洋务官僚及其他开明官吏人士的一再呼吁下,清政府不得不对严格的科举制予以变通,增开算学等科,使科学知识成为选拔官吏的条件之一。
三是在参加洋务事业的实践过程中,转变为新式的人才。在洋务运动初期,中国的文人大都是封建传统文化的忠实卫道士,后来在参与洋务活动的实践中,他们最终冲出了封建传统文化的堡垒,成了西方近代文化的积极推动者。如薛福成、黄遵宪等人,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人物。薛福成出身于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熟读经书,屡登科场,但累试不第,直到他利用其父与曾国藩的旧故关系于1876年(同治六年)进入曾幕时,仍醉心于科举,最终于次年31岁时考上了“副贡”。随后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的过程中,了解并接受了一些西方的科技文化,遂著书立说,倡学西方,成为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家。通俗诗人黄遵宪举人出身,1877年(光绪三年)被派往日本任驻日公使馆参赞后,思想发生了变化,积极倡导以西法进行改革。这表明,新环境给封建士大夫带来的新知识驱赶了他们原有的一些旧观念。毛泽东同志说过:“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迈步加入“洋务”行列,特别是来到欧美各国的人们,进入一种和中国的传统大不相同,甚至于完全相反的环境中,遇到的是他们从未所闻的客观事实,其思想认识不能不发生变迁。即使最顽固的人们,当他来到这种新的环境中,旧观念也必将逐步为新知识所代替。关于这一点,刘锡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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