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代新式人才群是由洋务派自己培养训练出来的。 

　　尽管洋务派极力搜求人才，但人所共知，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是寥若星晨。张之洞常说：“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４）］而要“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又亟需一大批拥有近代知识的人才，而且，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和人才匮乏的矛盾日益突出。因而从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李鸿章屡次上书，力陈中国要走上富强之路，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均救时要务”，［（５）］但“尤以人才为急要”。［（６）］中国落后于欧美的症结在于“端绪甚大，经纬需才，穷天下之力，犹虑莫殚莫究，病在无人”。［（７）］李首先看到了人才匮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再三强调：“培养人才，实为自强之根本。”李鸿章认为造成中国新式人才短缺的根源，在于科举制度，他说“我中士非无聪明才力”，实因“士大夫皆耽于章句贴括，弗求富强实济”，“试贴小楷丝毫无与时务。”［（８）］为此，李鸿章主张改革科举制度，上书呼吁打破陈规陋习不拘一格选拔、培养人才。并且还希望通过培养人才，为中国自强打下强大基础，以超过西方各国。他与沈葆桢一起上书说：“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照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９）］这段上书表明，洋务派通过创办洋务的实际活动，对于外部世界的发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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