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历史文化背景来看，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实科教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应用的理论依据。所谓“经世致用”，是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儒家“重义轻利”、“重义利轻艺事”思想虽然一直占据正统地位，但与之并驾齐驱的还有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中衍生出来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儒家早期的经典之一《易经》中，就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及“变通者，趣时者也”的变易观，这种变易观，成为儒家学者服膺的真理。以后，历代有所作为的儒生都把“经世致用”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如宋代著名思想家王安石，鉴于当时学者研习的学问“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师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的状况，主张改变科举考试制度，改革学校教学内容，教之以有用的“实学”，培养学用一致、能为国家所用的人才［1］。到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那种空谈“心性”之学的风气更加受到人们的批判。顾炎武主张要“引古筹今”，以为“经世致用”。黄宗羲提出：“受业者必先宗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2］
鸦片战争后，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被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发扬光大，并运用于救亡图存的实践之中。魏源按照“经世致用”思想，替贺长龄编选了《皇朝经世文编》，明确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他还将“经世致用”思想落实到培养雪耻御侮的人才上，提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竟之谓贫……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才。……官无不才，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皇然以等食延天下之人才，人才进则军政修。”［3］魏源之所以能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与他深受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魏源的思想在洋务运动时期被洋务派人物付诸实施。而作为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之所以敢在顽固派强大的压力下举办洋务，把学习西方的理论引向实践，也是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为指导，以“经世致用”的儒家伦理为依据的。他们把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同内而“剿发捻”、“平贼氛”，外而“勤远略”、“敌外国”联系起来［4］，从而既宽慰了顽固派所维护和遵循的儒家“治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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