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现实要求来看，洋务运动时期对应用性人才的渴求，是近代实科教学理论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和应用的社会基础。如前所述，洋务运动是以“自强”、“求富”为主要目标，因此，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把引进西方科技文化等作为主要手段。然而，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的输入中国，掌握和运用这些先进技术设备的人才问题却越来越成为困扰洋务派官僚的难题。在洋务运动伊始，他们主要的办法是聘用洋顾问、洋技师、洋工匠和洋教官。但如此借重洋人，一方面耗资巨大，给财政上造成很大困难；另一方面洋人垄断技术，窃据要位，处处掣肘，使急于学习西方科技的中国人一直处于被动的尴尬境地。李鸿章对此深有体察，不止一次说过引进外国机器设备，或请洋师、洋匠，只能是“目前计”，而非“久远计”，必须自我制造，否则“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方制出新奇，中国人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5］。况且，随着洋务企业的迅速增加和西方机器设备的大量引进，对掌握西方科技人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如张之洞所言：“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水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有炮台而不谙筑造攻守之法，有枪炮而不知训练修理之方，则有船械与无船械等”［6］。洋务企业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了遏制洋务企业发展的瓶颈，故一些洋务大员惊呼：“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当时急务，首曰储人才”。于是，原本想通过“师夷长技”之途径，效仿西方“坚船利炮”，并据以“自强”、“求富”挽救危亡的洋务运动，却因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存在严重的人才匮乏，而自觉不自觉地步入了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培养实用人才的轨道。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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