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抵洋”思想，早在洋务运动初期就已出现，这是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各国通过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取得了更多的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魔爪，不仅遍布沿海港口，而且可以远溯长江，直达汉口，深入中国内河腹地。这些商埠口岸，既是资本主义各国商品输入的进口处，又是倾销内地的转运站。他们为了控制中国沿海以至内河的航运事业，攫取更大的经济权益，纷纷建立轮船公司。如英国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和美国的旗昌洋行等，“始而海滨，继而腹地，”(《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李□奏摺》，《洋务运动》第一册，第一六五页。)往来各商埠，使“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第六册，第八页。)中国的海运漕政均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洋务派的“抵洋”思想便首先在航运业中表现出来，并进而与资本主义列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航运权的“商战”。

　　最早提出造船“抵洋”的，应推左宗棠。左宗棠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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