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提出继续开办铁路的建议，李鸿章则“告以中华自主之国，若创兴此举，须得自办，断不能由人强勉。”(李鸿章：《致冯卓儒观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六。)显然，这是抵制外国资本输出，维护民族经济主权积极思想的表现。应该说明的是，洋务派拒绝外国在中国修筑铁路，和顽固派的盲目排外是不一样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薛福成等都曾多次提出过修筑铁路的主张。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洋务派倡兴铁路，竟使得清廷内部发生了一场轩然大波，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连连上书，指陈利弊，痛斥顽固派，终获胜诉，使洋务运动期间，得以修筑近400公里铁路。可见，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外国资本直接在中国修筑铁路。这恰恰是进步思想的体现。外国资本输出的企图，在纺织业中也有表现。一八六五年和一八七七年，英商义昌洋行老板施盖格曾经两次企图在上海设立纺织厂，均遭上海布业公所的反对，而未能得逞。美商丰泰洋行老板魏特摩在一八八二年也准备用银三十万两在上海开设纺纱厂，由于左宗棠的坚持拒绝，未能实现。在采矿业中，洋务派甚至要求清政府在中外条约中“以中国各矿自行开采外国不得请开列专条，以绝其念。”(《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洋务运动》第一册，第一八○页。)这不能不说是洋务派“抵洋”思想的集中反映。
加强原材料工业生产，以免受制于人，是洋务派经济活动中“抵洋”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洋务派的军民用企业陆续建立起来以后，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面前，那就是：原材料生产部门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大至机器煤铁，小至枕木、砖头、铁丝、螺丝钉，都不得不靠进口，维持企业生产；一旦外国停止进口，洋务企业随时都有停工歇业的危险。对此严重局势，洋务派是有觉察的，“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伙，……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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