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的“抵洋”思想也正是如此。湖北织布局就是张之洞鉴于“洋布消流日多，年中以千余万计，大利所在，漏卮宜防，”(《张文襄公全集》，第一三一卷。)而于一八九○年开办的。开工生产后，“各机齐开，一昼夜可出布二千匹，”(李鼎颐：《中国土产铜铁棉花论》，见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第三一卷，第九页。)以年产量而论，“一可免每年三四千万金巨款流出外洋，一可遏每年一千四百万余匹洋布运入中国。”(李鼎颐：《中国土产铜铁棉花论》，见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第三一卷，第九页。)张之洞自称“开织以来，销售甚畅，获利颇丰”，(《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一三八卷，电牍，第二页。)“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余万匹”，(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二一六页。)其作用显而易见是李鸿章的设想的一个例证。
洋务派的“抵洋”思想，除了有明显地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作用以外，对抵制外国的资本输出也起了一定作用。
外国资本企图在华修筑铁路，这是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较早尝试。早在一八六三年七月，上海二十七家英美商行的代表，就曾联名要求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允许他们兴筑上海至苏州间的铁路，被李鸿章严词拒绝。李鸿章认为，“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五五卷。)一八七五年——一八七六年间，英国在上海至吴淞间修筑铁路未成，英人汉文正使梅辉立以后路过天津时，又向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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