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借“商战”以“抵洋”的思想与实践，发端于十九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此一时期的中外贸易中，中国大多处于出超领先地位，即使入超，数量亦不算大。外国资本的商品输出还没有显示出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致命冲击，倒是横行于中国内江外海的外国轮船公司构成了对中国经济掠夺的明显威胁。因此，中外经济斗争的领域，偏重于交通运输业的航运部门，斗争的形式，则是借“商战”以“抵洋”，说明这时的“抵洋”斗争，还处于低级的阶段。

二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各国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加剧，外国“洋产”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洋务派进一步意识到，仅仅局限于商品的“自行贩运”，用“贸易以收回利权”，是不足以完成“抵洋”任务的。必须　“利源自开”，自己设厂，自行制造，方能“以敌洋产”，“渐敌洋产”，乃至使“彼所售于我者复有机器制造以绝其销路。”(《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片》，《洋务运动》第一册，第一六八页。)这样，就使洋务派由原来争夺航运权的“商战”，向更加广阔的几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展开。这在洋务派举办的铁路、钢铁、煤炭、纺织等交通工矿企业中均有大量事实可资证明。

　　中日战争之前，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以棉纱、棉布为大宗。甲午战争前的二十多年，在资本主义各国对华贸易总数中，棉布、棉纱、棉花的输入量始终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外国纺织品的大量输入，使“中国财源，频年陋于外洋，元气暗亏，无所底止”，(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