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的奏折中说：“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不能减价以敌洋商。……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借以捕盗而护商，”(《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十八卷，第一—四页。)左宗棠看到了洋船对中国经济的危害，提出了“急造轮船”，“以敌洋商”的办法。福州船政局正是为了维护海运主权、抵制洋商开办起来的。福州船政局开办后，在六年时间内，共造成各种船只十五艘，其中运输舰就有九艘。
围绕航运业展开的中外“商战”，以轮船招商局与外国轮船公司的斗争最为激烈。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以后不久，“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的思想逐渐为洋务派所普遍接受。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等人均有造船企图，希望“从此中国轮船畅行，……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摺》，《洋务运动》第六册，第六页。)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就是这种“商战”思想的产物。李鸿章在创办招商局时说得很清楚，“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则中国益一分之利，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三九卷，第三二页。)显然，招商局之设，就是为了打破外洋轮船垄断中国航运的统治局面，与资本主义各国进行一场商业竞争。
轮船招商局自一八七二年以三只轮船开业，仅经过短短的五年时间，轮船总数就达到三十只。这在当时来说，可算是一支规模庞大的商船队了。这支船队在与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中，也确实起到了“抵制洋商”的作用。第一，轮船招商局开办的本身，就构成了对外国轮船公司股分资本的威慑。此前，“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名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二十卷，第三二页。)“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份居其大半”，若由官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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