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时代剧变之中的洋务派，确曾感受到西方潮流的冲击力。李鸿章说：“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外辇彀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第34页。（以下简称《李集》）。)。他们“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集·奏稿》卷44、《筹议海防折》。)这种对“变局”、“强敌”的认识显然是深刻的。

　　鸦片的输入，使中国白银外流，影响了清廷的时政，也使民风、士风、军纪败坏；中国沿海至内地众多城市开埠通商，使得“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洋务运动》（6），第8页。)；教会横行乡里，无处不到，无地不有，并往往激成中外交涉事件．至于列强的武力侵犯，更是凶恶残暴。这一切，不能不使洋务派在心理上留下心惊肉跳的回忆，从而导致感情上的恐惧。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直接威胁，又加重了他们的危机感。同时，洋枪洋炮的威力，也成为这些人学习西方的催化剂。因此，维护统治者生存的使命意识，便使他们冲出传统的藩篱，以“夷狄”为师，换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至此，他们不得不在信念、价值观的阵地上给新的观念以一席之地。如郭嵩焘即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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