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页。)在其中，也充满了自傲的心态。既是先生又是敌人；要进取还偏偏只能以敌为师。情感上的因循与理智上的渴求，“夷”与师的颠倒，令洋务派人士心灵备受困扰与折磨。从当时流行的“西学中源”说中，便可窥见洋务派力图平缓这种困扰的微妙心理。所谓西学“实有暗合于儒者之言”(《曾惠公使西日记》卷1，第18页。)；盖学西方，仍是遵儒教，复归儒教，并非从“夷狄”等等。于是，他们心灵中的困扰，似乎稍得舒缓。
洋务派抨击阻挠变革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方式，往往又正是他们自己之所为。理智与感情的分离，使其言行不能和谐统一。表现在功利价值与儒家传统价值的取舍上，他们一方面言利兴利，倡重工商；另方面却既不能忘怀于“义利之辨”，也难脱轻商抑商的偏向。
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天朝”大国的神话，宣告了清廷的软弱腐朽。软弱必然带来耻辱，甚而天亡，洋务派人士认识到了一点。因而救亡图存的使命意识便促使他们疾呼自强，倡言求实。因此，他们的功利思想便从往日耻于言利的氛围中脱出，处处外现于他们的言行中。
曾国藩早在1862年就指出：“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肯定功利之积极意义，洋务理论家郭嵩焘说：“民皆一于利也”(《郭嵩焘日记》卷2，第14页。)。并肯定“相奖势利，尽天下皆然，而能者遂以致富”之事实(转引自《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论文集》，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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