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2页。)结论是，“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2；王韬《易言》原跋。)丁日昌也强调：“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来创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目见其利，且身受其害”(《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页，)。他批评当政者因循守旧，主张开放。类似言论，在洋务派中可谓俯拾皆是。总之，洋务派人士都理智地认识到，中国必须学习西方以求自强。
然而，扎根甚深的“华夷之辩”观念又使洋务派在学习西方时具有抵触情绪。从而感情与理智产生了交锋。他们学习西方是认为，非此无以挽救清王朝行将灭亡的厄运。同时，这些人“先添”的“夷狄”、“蛮帮”之观念又十分牢固。如曾国藩所言：“外国之长，度不过技巧制造、船坚炮利而已。”(转引自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论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2页。)言语之间，即流露出蔑视之心理。就连到过英、法等国的王韬也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须美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王韬：《韬园尺牍》卷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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