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上认为应因时而变，学习西方，情感深处却存有“华夷之辩”的界说，这是洋务派矛盾心态的一个方面。

　　伴随炮火带来的血雨腥风，是一次次丧师失地。这种极度的屈辱感和现实的危机感，以及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军的威力，促使洋务派陷入深思和对世界大势的重新思考。他们犹如受伤的野豹，一边喘着气舔干身上的斑斑血迹；一边以锐利的目光审视着把自己拖至如此惨境的对手。西洋的坚船利炮使他们瞠目结舌；感到原来的“夷狄”非但不比“天朝”差，反而竟让自己自愧弗如。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落后了！在这里，生存的欲望涤荡着传统的思维定势，一个直接的、本能的价值观随之产生。正如冯桂芬所言：“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冯桂芬《校分邠庐抗议》卷上，第44页。)要生存，就必须因时而变，学习西万。

　　众所周知，李鸿章曾深感时局变化之大，他多次谈到学习西方，认为中国“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第34页。（以下简称《李集》）。)。王韬也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帮，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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