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天朝”殿堂中走出来毕竟是被迫的，一步一回头，满含深情，带着感伤——因为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决不会和自己的先辈作全线的、在人类知识和社会关系上的一切问题上的斗争的。洋务派同样不可能挣脱传统的吸引力。他们饱吸儒墨，身处达官之间，文化的熏陶，同辈群体的影响，无一不在他们身上刻下深深烙印。

　　美国汉学家勒文森在谈到梁启超时这样说：“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美）勒文森著，第4页。)。洋务派何尝不是这样！甚至他们与传统的联系只会比梁启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重要人物的内心冲突，更往往与时代的冲突相一致。民族文化的绵延与发展，培养了身为高官名士的洋务派对传统文化的浓郁感情。但传统文化因袭的重负，又使他们饱尝屈辱的苦果。西方列强的利炮坚船使他们羡慕；同时，列强的武力与贪心，又使之心怀戒惧。这些人既为西方的工商所动心；又对传统秩序而依恋。对近代工商的倾心与相求，无疑又与传统的价值取向相悖。列强既是敌人，又不得不拜其为师。敌与师，在他们心中错位，似可认为，洋务派就处于传统和近代的夹缝中，被传统和近代同时吸引，同时争夺。不幸的是，传统与近代文明是有距离的，甚而是反向的，它们不可能和谐地共存于人们的心目中。是听命于历史传统的驱使，还是服从于时代的需要？他们面临抉择的困扰，前扯后牵，瞻前又要顾后，一直处于这种无法摆脱的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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