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说：“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张文襄公全集》卷202，《劝学篇·同心》。)，极力推崇程朱的“义利之辨”思想。左宗棠特别强调“义利之辨”，他认为，要拯救时弊，昌明“天理”，必须灭私取义，使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行都“衷诸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第38页。)。曾国藩一面主张师夷长技，制炮造船，另一面又害怕追求军器之利会削弱士卒的正统心理，他说：“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之道，究在人心而不在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复左中丞》。)。曾氏对其弟说：“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炮乎！”(《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8，《致源弟》。)劝其弟不要专恃洋枪洋炮，还要以人心为务。

　　如上所述，洋务派人士都提倡工商、兴工商之利。但在实际上又对商人及商办企业采取漠视乃至抑制的态度。如郭嵩焘在征厘金问题上，极力赞成取之于商，他说：“四民惟农商二者有常业，不取之商即取之于农。农民务本而生计微，商民逐末而利源厚，轻重之宜亦曷知也。”(《郭侍郎奏疏》，王先谦编，卷5，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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