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章：《复徐寿蘅侍郎》，《朋僚函稿》卷4。)奕䜣等人也慨叹：“夷患之烈极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
研究“夷患”的结论，使这些后来成为洋务派的人一致认为，中国面临着“千古变局”，应变之策在“借法自强”。
70年代，李鸿章提出了“内须变法，外须和戎”的洋务纲领。李鸿章的“变法”与后来维新派的“变法”含义不同，他指的是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机器生产。“和戎”即遵守不平等条约，争取与列强和平相处。“变法”是为了“自强”，“和戎”则是创造“变法”的环境。“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构成了洋务思想的基本内容。
洋务派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洋务官僚，如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是洋务派的核心与“新政”的领导者。他们是洋务派的右翼。另有一批关心时局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的是不安于现状、要求变革的思想家，如冯桂芬、王韬等；有的是洋务派官僚培养的“新秀”，如马建忠、郑观应等；有的是当过官的文化人，如薛福成、郭嵩焘等；有的是直接受过西学熏陶的知识分子，如何启、胡礼垣等。他们一般不是当权派，是“新政”的执行者或参谋，由于社会地位不太高，他们对民间疾苦有较多了解，对清王朝多有不满。他们当中很多人对外国资本主义有直接体验，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某些影响，对封建主义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力。他们是洋务派的左翼。此外，还有一批具体办洋务的企业家，如组织过轮船招商局的朱其昂、创办漠河金矿的李金镛、主持开平煤矿的唐廷枢等，他们虽然没有太多的思想可言，但他们在洋务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无疑为前两种人的思想提供了资料。
洋务思想，就整体而言，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洋务派在资本主义入侵与农民革命的双重威胁下，立足于封建主义，借取西方物质文明，以谋求清王朝“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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