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后，为了救亡图存，要求开议院的呼声高涨起来。郑观应说：“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只要有了议院制，中国*便会焕然一新，“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

　　他们所追求的议会制，并不是道地的西方议会民主。这些刚刚开始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模式。他们所设想的议会，并不是独立的立法机构，只是把民意上达给皇帝的渠道，是谘询机构，目的是使皇帝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力。陈炽特别强调：“君为臣纲，古有明训。”象西方那样“倡自主之说，置君如奕棋”的做法决不可取。(陈炽：《审机》，见《庸书》外篇下卷。)他认为议会*不仅可使“民气日舒”，同时“君威亦日振”。不少主张议会制的人，与陈炽意见相同。在他们看来，议会制不仅不与君权对立，反倒是君主专制的补充与完善。就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议会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新的表现形式。

　　但事情的本质并非完全如此，中国议会制的构想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和的产物，并非远古“三代之治”的复活，思想家们的真实思想也并不和他们的文字完全一致。他们的议会，蓝本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议员由选举产生，有一定任期，这种方法是封建*中所没有的。皇帝要广泛听取议员的意见，无论如何是对君权的限制与削弱。开设议院，中心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尽管郑观应等人仍然打着“中体西用”的旗帜，但他们的实际要求，正在不断冲击“中体”的防线。

　　强烈要求新式企业从“官督”中解放出来，强烈要求“君民共主”的议会*，代表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和*要求。这些超越了洋务思想的框架，人们称之为早期维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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