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意见代表洋务派的右翼。他们多是朝廷重臣，一切言行以清廷意志为转移，不敢越雷池一步。1877年郭嵩焘致书李鸿章，言学习西方不应“专意考求兵法”，更有“大者、远者”，望李鸿章留意。李答书曰，对西方“政教规模”考察20余年，“亦略闻梗概”，但自己“职在主兵”，故仍以练兵制器为要务。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极力宣传中国由弱至强，但“至于国内政事”，则云“余暂不言”。对*问题，他们显然是有意回避了。1884年张树声把要求清廷立宪的意见写在遗折里，说明他生前曾反复思考过，但未敢言及，临终才一吐为快。至于其他洋务官僚，认识水平去李、曾、张更远。

　　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分离，乃是历史的必然。80年代，洋务运动的弊端逐渐暴露，矛盾日趋尖锐。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与“商”日成水火。

　　中国历来重农抑商，商被视为四民之末。因地位迥异，官和商之间有着明显的界线。近代西方势力入侵，逐渐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官、商关系，其表现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现。

　　“官督商办”是历史的产物。郑观应认为，新式企业“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股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郑观应：《盛世危言》第4卷。)按照他的看法，企业完全由官办或完全交商办都有困难，只有“官督商办”最为稳妥。王韬则建议开煤铁等矿“悉由国家发出帑全”，由商人“自行开掘，责以成效。但使总办得人，纲举目张，所出必有可观”。(王韬：《弢园尺牍续钞》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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