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使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担心的事一一成为现实。郑观应亲身参与“官督商办”企业后感叹：“官商积不相能、积不相信久矣”。“官”借保护之名，多方要求，使商股股东们极为不满。他说，西方商民集股设立公司，总办由商人公举，官府“特为之保护”。中国的“官督商办”企业，总办由大吏委派，“公司得有盈余，地方官莫不思荐人，越俎代谋，试问外洋公司有此办法乎？”(郑观应：《盛世危言》第2卷。)郭嵩焘出使回国后，对“官督商办”完全失去信心，说是“一切行之官法，有所费则国家承之，得利则归中饱。”(转引自曾永玲：《郭嵩焘大传》第358页。)何启总结“官督商办”的结局是：“不问何事，一闻官督，则商民必不敢办。”(何启、胡礼垣：《新政始基》，《新政真诠》第3编。)他们指出“官办不如商办”，“商之必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他们要求兴铁路、开矿、纺织、制造等近代企业一律准民间开设，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所谓商贾之道，”就是企业按价值规律严格管理，所谓“官场体统”，就是衙门化的腐败作风。“官”与“商”的矛盾，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官”代表封建政权，它只知凭借权力榨取商股资财，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的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科学管理、技术更新等等为何物。“商”已不是旧式商人，他们是近代企业家。他们希望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扩大再生产，参与国际竞争。“官”与“商”的思路南辕北辙，封建体制严重阻碍着近代企业的发展，“商”要求冲破“官”的罗网，自由发展。于是，*变革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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