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潮。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但西方有哪些东西应该学习？他们的认识千差万别。同是立足于封建主义，其右翼始终以维护、巩固封建主义之“体”为根本目的；其左翼思想则较活跃，他们的洋务思想逐渐走向离经叛道，演变为早期维新思想。因此，在“借法自强”的共同旗帜下，洋务思想呈现千姿百态。(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60年代，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把中外差距概括为：“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不如夷”比赵烈文认为“西夷政修国治”的认识更具体，同时给思想界出了一个好题目，按此思路，人们必然进一步探讨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无缺欠？应当怎样去弥补这些缺欠？尽管当时冯桂芬提出的办法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但却大大激发了人们从多方面去研究“诸国富强之术”。思路变得开阔起来。
同时期的李鸿章认定：“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独火器万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4—10页。)所以“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李鸿章：《上曾相》，《朋僚函稿》卷3。)曾国藩也认为西方之长技不过船坚炮利，根本无政教可言。
冯桂芬、赵烈文与李鸿章、曾国藩对西方的不同认识，可以代表洋务思想中左、右两翼的最早分歧。60年代，这种分歧并不明显，“借法自强”无非是练兵制器，购买或仿造洋枪洋炮，改变清军的旧式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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