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的失败，使人们对“洋务新政”产生怀疑。经过认真的反思，洋务派中的左翼人士一致认为，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只是表面文章。陈炽说是“弃其精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陈炽：《庸书内外篇自序》。)郭嵩焘认为，洋务运动“大本全失，西法从何举行？勉强行之，亦徒劳耳。”(《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二月初九日。)郑观应批评洋务官僚“言洋务，言海防”，是“逐末而忘本”。(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他们指出，欧洲各国土地不如中国大，人民不如中国多，却能雄视天下，原因就在“上下一心，君民共治”。中国所以受欺于列强，“则由于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王韬：《弢回尺牍》第170页。)他们都感到，不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不调动人民关心国的积极性，有了坚船利炮，也无济于事。

　　以西方的*格局为参照系，封建专制的弊端更加突出。王韬等人认为，官吏贪暴，民怨沸腾，皇帝不知下情，“君民隔阂”，乃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他抨击官吏。“唯知耗民财，殚民力，敲骨吸髋，无所不至。”(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何启说：“豺狼之噬人也，犹有饱时，而官府之私橐，无时可饱。”(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新政真诠》初编。)他们揭露封建*的罪恶，但不敢直接非议君主专制。他们以为，要改变中国的腐败*，只有疏通不正常的君民关系，变“君民隔阂”为“君民共主”。而学习西方，从民间选举议员，通过议院，使下情上达，乃是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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