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之一，是在兴办新式企业时，重官还是重商。

　　洋务派对西方“工商立国”的认识是共同的。早在1862年，曾国藩就指出“泰西以‘商战’二字立国”。李鸿章创办招商局，就是把曾国藩的思想付诸实践。郑观应认为古代农业经济占主导，当今西方各国勃然兴起，他们依靠商业使国家富强，又以商务开拓疆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中国已进入了“重商”的国际社会，不能再“谓商务为末务。”(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后来郑观应把这种思想归纳为“商战”，认为“商战”比“兵战”更重要。薛福成则进一步分析：“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则工又必兼士之事。”(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他把工、商、学联系起来考察，指出西方商业繁荣乃是以工业为基础，工业发展又依靠科技的进步。曾、李、薛、郑同是重工商，但侧重面有所不同。郑、薛等人强调商业、商人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立场，更多地站在新兴的“商民”，即民族资产阶级一边。洋务官僚则首先着眼于封建国家的军国大事。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卷29。)他创办的民用企业，主要是为了解决军饷，开办招商局、漠河金矿，都是为了“抽助军饷”。开煤采铁，则是为了给军事工业提供燃料、原料，而兴修铁路也首先是为了调运兵将、*。

　　分歧之二，“借法”究竟要借什么法？在1874——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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