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iii]福州船政学堂虽然功课主要为西学，中学未列入正课，但也不是全部弃之不问，学堂仍令学生“每日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学策论，以明义理”。[xxiv]由于在办学方针上贯彻“中体西用”的思想，并把西学作为生徒学习的必备课程，使洋务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具有中西合璧的特征。严复幼年时曾入私塾读书，但在１８６６年进福州船政学堂接受完全的西方自然科学教育，学成之后又被选派去英国留学两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所以他的知识结构中既有传统的儒学内容，又有较为广博的西学知识。王韬“自九岁适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一生学业，悉基于此”，[xxv]可以看出王韬的旧学修养是相当深湛的。后来，他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学习西人象纬、舆图诸学，又得以遍游“域外诸国，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强弱”，在长期的与西人交往和考察西国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地理各方面的知识。洋务时代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普遍的受到西学的影响，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学知识，使他们冲破传统儒学的一统天下，眼界为之大开。
在民族灾难日重，中华民族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情势下，从传统儒学营垒冲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历史赋予他们的共同使命就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在探索救亡振兴民族道路的过程中，他们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征也表现得十分充分。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一批洋务知识分子率先觉醒，在知识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救亡热潮。他们主张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抵御外侮，强调中国要自强自立。他们当时多数人都把兴办洋务，“师夷长技”作为民族国家自强自立的途径和方式。洋务运动的宗师、许多洋务新式学堂的创办者李鸿章当时认为，中国面临着被“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联合侵略，“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中国若不自图富强，则“中国日弱，外人日骄”，“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xxvi]他提出“欲自强则莫于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的这种主张当时固然有对付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一面。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商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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