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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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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8: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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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矿产、汽机、医学、光学、电学，靡不究原委而制器尤精”。[vi]咸丰初年，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传入的科技知识，徐寿和华蘅芳来到上海，师从于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后来学有所成，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人也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放弃科举旧业投身于西学而转变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的。在西学渐兴，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学面对旷古未有之变局无以应对之时，科举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彭玉麟在《盛世危言》的序言中说郑观应“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之变，目击时限，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得失利病”[vii]。郑观应在撰述自己的生平时写道：“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人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郡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viii]这两段史料记载了郑观应从一个追求科举的旧知识分子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历史轨迹。王韬出身于传统的儒学世家，他家世代“读书习儒业，有声痒序间”，他的父亲“著藉学官，邃于经学”，他本人１８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学，世人称其“文有奇气”。但是他“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又不喜帖括”。他在自述其放弃科举道路时说：“时西人久通市，我国文士渐与往还，老民欲窥其象纬，舆图诸学，遂往适馆授书焉”，“荏苒至一十有三年”[ix]。在同西人长时期接触交往过程中，王韬逐渐地放弃了科举道路，成为当时精通西学的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马建忠在自述其转变时说，“外患方兴，内讧迭至，东南沦陷，考试无由，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拉丁文字”，“少长又复旁涉万国史事，舆图政教、历算度数，与夫水光声电，以及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如是者五六年，进读彼所谓性理格致之书，又一二年，而后于彼国一切书籍，庶几贯穿融洽，怡然理顺，涣然冰释，遂于汉文无异”。[x]１８７６年他随同郭嵩焘出使英法两国，详细考察了各国的“公法和律例”，后来又考得了法国语言学、“格致”、“律师”、“*”、“出使”诸科学位，成为当时通晓西学的先进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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