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想通过西学拯救中国于危难，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以改善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读书士人进身的途径除科举别无选择，一些洋务学堂培养出来的生员或留学回国人员，也必须重新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入仕的资格。严复早年投身西学，他留学归国后长期在北洋水师学堂工作，只因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转而又决心通过参加科举考试以改变自己的状况。在咸丰同治年间，“仕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乡人嫁女，必予秀才”，“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材帛相赆，千里不赉粮；左宗棠“以举人参楚南戎幕，叙功至郎中，加卿衔，曾国藩、胡林翼、宗稷辰交章论荐，坚就不官，乃欲请咨会试”。[xv]可见，在当时的读书人和一般社会观念中，科举之道仍被视为正途，有无尚尊崇的地位和荣誉。新式知识分子要冲破这种传统势力的束缚显得十分艰难，他们的成长道路必然充满了曲折和险阻。
二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前进过程中从新到旧、从封建到近代过渡的产物。洋务时代新式知识分子群在其初生形态下就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性结局，无情地打破了中国知识阶层常规的“夷夏之防”的中央帝国的迷梦及华夏文明高于藩属的优越感，旧式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华文明熏陶下形成的骄傲自大心理开始旁落，人们开始怀疑这种文化的有用性，即用一种比较客观的眼光审视中西文明的价值，传统的价值尺度在知识分子中发生了改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取向始终循着读经——科举——入仕的运作模式前行。古老的书院制度使他们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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