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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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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8: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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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是在强烈的中西两种文明的碰撞中实现的。在中西科学技术、中西物质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对比反差中，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向近代转化，在知识结构上还体现了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特征。１８６１年，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一文中提出，国人须“以经史等学兼也”，主张学习应以中国的经、史等学为主，兼学西学，“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xx]他还提出学习西学的顺序和内容：“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对西学与中学的关系有过明确的表述。他在１８６４年致函总理衙门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他将中学的“明理”和西学的“精艺”加以区分，并且认为对西学只是“师其法”，以维护“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的中国文武制度这个根本。他在《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专门论及学习西学问题时提出：“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xxi]他的看法相当明确，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表述的更为清楚，“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编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不可动摇，是本；而西学不能说就是“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犹如急病不得不用治标之方，是末。１８６２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以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即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本，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为末。郭松焘对待中学与西学的态度也十分鲜明，提出“时之应有常有变，而功之施有本有末”。“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吏择人而任之，则立本矣”。“敬绎六条之议，如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强调本末不能分割，而应循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未遑而始务其末者”。郭松焘的主张是本末一体，不能截然分开，认为西洋立国也是有本有末的，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等。１８６５年，薛福成在论及筹海防事宜时，写道：“防之之策，有体有用。言其体，则必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蒸蒸日上，彼自俯首贴耳，罔敢恃叫呶之战态以螫我中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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