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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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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8: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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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重理义、轻易事”的价值观念。在治学上，“惟有笃信敏求如昔贤所云，穷理必极其精，居敬必极其至，喜怒哀乐必求中节，视听言动必求合礼，子臣弟友必求尽分”。[xvi]其主旨是潜心钻研儒家经书，加强自身修养，使自己的思想言行不超越礼法，不违背仁义道德之教。在做人上，也要遵循圣人仁义礼智教导，义理在旧知识分子中具有无尚的价值。他们认为治人之道，“抑末利而开仁义，然而义化可兴，风俗可移”，若“兴利废义，则人各私己，争夺风起，患不胜言”。[xvii]洋务运动兴起以后，出于“师夷之长技”的需要，大批青年涌入国内的新式学堂，甚至出洋留学。特别是洋务运动以来，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使得生产内容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在沿海地区尤其是诸条约口岸，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新的生活选择的可能性，这对中国知识阶层传统的义利观、价值观是一种强烈的冲击。一些知识分子突破了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的圉限，纷纷言商人之利，他们公开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民族国家争利权，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如七十年代的郑观应、李璠、郭嵩焘都提出了“商战”说，认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通商二字尽之，“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兵之并吞，祸人易党，商之掊克，敝国无形”。[xviii]他们主张发展民族商业，提出中国只有以商敌商，发展商务，才能振兴国势，富强民生。洋务时期的部分知识分子不仅放弃了重义轻利的观念，而且开始重视工商业的经济利益，有些人还亲身参加了商业谋利活动。郑观应是当时新式知识分子从事近代工商业的典型代表。他“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xix]最终成为近代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一大批知识分子被卷入洋务运动，从事近代工矿企业，他们在新的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涉取全新的经济生活技能和知识，也实现着自身从旧到新的转变。如贵州创办清溪铁矿局的过程中，候选通判徐庆沅、三品衔补用道候补知府曾彦铨、补用府湖北候补同知陈世卿、同治衔浙江候补知县王叔蕃、江苏补用从九品严润章、五品衔监生王庆禄等都以帮办、会办、文案等身份参与了近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洋务时期新式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在步入近代过程中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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